郑奕
在航空工业沈阳所，科研人员总会见到这样一个朴素而低调的老人，他身着简朴的工装，提着公文包，不疾不徐地往返在家和办公室之间。清晨他迎着朝霞而来，夜晚他披星戴月而去，稳健的步履透露着从容和淡然，执着的背影成为无数航空科技人员难忘的记忆，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——李明。
从一名在军营大院里与蓝天结缘的战士，到加入沈阳所，他一步步从设计员、室主任，成长为副总设计师、总设计师，直至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荣誉。一路走来，他始终站在战斗机设计的最前沿，不断学习、求实、创新，为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国家的需要就是研制的方向
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，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。在抗美援朝烽火中成长起来的李明，因为“保家卫国”的爱国初心选择入党。工作后，为祖国造飞机的朴素初心，推动着他始终向着保卫祖国蓝天的目标一路向前。
“国家需要什么，就要设计出什么。”坚持自力更生、自主创新的方向，让中国的战机与世界同台竞技是李明始终如一的追求与信念。1978年，航空工业历史性地提出要“科研先行”，坚持“预研一代，研制一代，生产一代”，主动控制技术（ACT）列为我国必须掌握与突破的关键技术，也是研制先进战斗机的突破口。李明深知，过去战斗机研制受到技术积累制约，只能边设计、边攻关，新机研制不能走突击式的科研老路。如何让战机研制体系从“混乱无序”走上科学轨道是他一直在思索的课题，他坚持把主动控制技术应用到工程项目中，发挥技术的最大价值。
“虽然是一个预研项目，但是终究是要应用在型号上，要按照型号研制进行系统化管理。”李明的远见卓识在主动控制技术初期探索阶段就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1991年，航空航天工业部决定实施歼8ⅡACT三轴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验证机计划，主动控制技术正式立项，李明被任命为总设计师。相比歼8ACT，歼8ⅡACT技术更复杂、难度更高、协作更广泛、风险更大，相当于一个新的改进型号，这决定了项目管理方式也与以前有较大差别，必须用科学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，才能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他带领团队从顶层设计入手，制订了周密详尽的研究计划，仅顶层设计及顶层文件的编制就持续了近两年时间。李明仔细审读每一份文件，凡是送交他的报告，他都会认真仔细、逐字逐句阅读修改，连里面的错别字都标了出来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贯穿研制全过程。
通过预研项目历练，沈阳所也锻炼了一支能够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航空科技人才队伍。正是这支队伍，支撑着歼11系列、歼16系列等后续战斗机的飞控系统不断突破。
深耕精研坚守飞机设计初心
“干一行就要热爱这一行，更要干好这一行，要向这一行的深度和广度进军。”这是李明院士的肺腑之言。飞机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他坚持从事一个专业就摸透一个专业，只要与工作相关，他都虚心请教。为了深入掌握武器火控专业相关知识，他赴哈尔滨向军事工程学院武器火控专业教师求教，去电子工业部设在唐山的试验基地调研。凭借极强的求知欲和持之以恒的学习，他不断将飞机设计的各项专业知识综合集成、融会贯通，为中国航空领域开启自动化研究新篇章做好了准备。
由于表现突出，李明被任命为沈阳所副所长，一肩挑起了繁重科研任务和琐碎管理工作的担子。经过管理岗位历练，李明更具全局性思维，着眼战机研制全局，理清了预研项目从摸索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发展脉络。
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“下海潮”席卷全国，所里一些科研人员也放弃工作，加入了经商大军。面对人才流失的不利局面，李明一边狠抓作风建设，一边在型号研制中大力培养人才。通过一系列有的放矢的举措，所里的年轻人得到了锻炼机会，看到了坚守的意义。在艰苦的科研攻关中，从地勤到飞行员再到设计员，大家从不互相推诿，团结得像一个人。一名试飞员感慨地说：“我搞了这么多年课题，从没遇到这样团结一致的队伍！”
功成不必在我
做科研也好，做学问也罢，李明永远有着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广博胸襟。获院士殊荣，他一再强调“飞机设计是‘团队项目’，出了成果是‘团体冠军’，我只是沈阳飞机研究所的团队代表，给我这么多荣誉，余生只有用加倍努力工作，报效国家。”他带出博士后3人、博士生8人，退休后仍然心系航空，撰写数十万字的前沿技术报告、回忆录，总结提炼科研成果，尽可能为后来者留下些参考与支撑。
这些年，媒体多次请李明面对镜头讲一讲过往经历，一向低调的他总是强调要把笔墨和镜头聚焦年轻一代。“新一代航空人必将把祖国的航空事业推向繁荣强大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”他说。
李明的个人科研奋斗史也是祖国航空武器装备发展史的缩影，他踏出的每一步、走过的每一条路都记录着航空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，也寄托着他对祖国蓝天的深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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